王继军：无愁河里的一愁——纪念黄永玉先生-成都旅游攻略网

中国著名艺术家、艺术教育家，中央美术学院教授，黄永玉先生，于2023年6月13日逝世，享年99岁。老先生已逝世一周年，此文回忆了与老先生的点滴往事，原题为《无愁河里的一愁》。

黄永玉为每期连载的内容配插图，插图是新创作的。

《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》2009年开始在《收获》刊发。前面二十万字，是黄先生早已经写好的，曾经在《芙蓉》上发表过，为了这部作品的完整（当时属于正在展开），据说也是为了激励黄先生写下去，李小林老师决定重新以连载的方式刊发，黄先生为每期连载的内容配插图，插图是新创作的。这部长篇巨著的第一句话是：“他两岁多，坐在窗台上。”黄先生配的插图是一个娃娃——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序子——趴在窗台上，双手搭在栏杆上，正往外看。窗外有房子，有城墙，有山，有太阳正放光芒。近景有一只座钟，时针指在九点上，那序子看到的太阳就是冉冉升起的太阳了。小说连载到2020年，最后一期写的是走南闯北的序子闯荡台湾，遇到了险情，结尾是这样的：

早饭刚吃过，戴铁郎来招待所找序子：

“我爸爸在门外桄榔树那边等你，有话说。”

见到坐在路边铁椅上的戴美浪：

“明天中午十二点，台湾警备司令部彭孟辑要抓你。明天大清早六点钟有一部老货车停在你门口。不要问，带好行李上车。去基隆。下车有人接你，给你去香港的船票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这是最像连载小说的一个结尾了，只是自传体小说，结果肯定是有惊无险了。

拢共算起来，大约有两百多万字，序子从两岁长到二十多岁。

我是编校人员，从头算一个字一个字读下来的。

《无愁河》的每次刊发是一个小小的工程。先是黄先生手写在带格子的稿纸上，钢笔竖写，然后再由人输入电脑，然后打印出来，好像是经李辉老师寄给我们美编李筱老师，或者把电子文本Email过来，由李筱老师打印出来，然后由我来编校，同时黄先生的手稿也复印一份寄过来，编校的时候打印文稿要跟原稿对照着看。有一些字输入者可能会认错，或者认不出来留着空白，有些字要根据上下文去猜测。这方面，钟红明老师是行家，遇到“疑难杂症”，就得请她出手，从字形到字义，到黄先生的写字习惯，努力猜出一个妥帖的字来。实在猜不出，最后还得请黄先生明示——在返给黄先生亲校的校样上打上问号。有一次，我好像误会了黄先生写到的一个植物“胡萝卜”，改成了其他植物，黄先生直接在返回的校样上画了一个胡萝卜，还附有一行小字：请编辑大人明察。

饶是如此反复校对后，最后李小林老师把关的时候就好像前面没有校对过，各种错误还能层出不穷。黄先生有惊人的记忆力，多么久远的生活都能如数家珍地呈现出来，到我辈这里只觉乱花渐欲迷人眼，只想“一日看遍长安花”，细处经常失察，幸亏李老师亦具惊人的记忆力，能“兵来将挡”。比如序子儿时见过的一个人物，到序子青年时期又出现了，而这个人物三个字的名字可能会差异一个字，李老师会打电话说：“小王，我记得前文提到过这个人，好像不是这个名字，你核对一下。”此时，所谓“前文”可能已经是五十万字前面的事了。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，凡是李老师让核对的，一核一个准。

黄先生的写作是“一个人的社会史”，先不讲内容，单讲用以表述内容的文字就很丰富，有古老得只能在《汉典》里查到的字，比如胡同的同，黄先生多用繁写的“衕”。还有民国的简化字，也有新中国的“一简”“二简”的字，比如建设的建写成走字旁加一个占有的占。如果没有那么严格的规范化写作的要求，这不同的字体本身都有呈现不同时代气息的用处。用“衕”表达朱雀城的巷道就比用“胡同”更有古意，更准确体现序子两岁多时朱雀城的情景。我查了一下，明沉榜《宛署杂记·街道》里说：“衚衕本元人语，字中从胡从同，盖取胡人大同之意。”元张可久《小桃红·寄春谷王千户》里写道：“紫箫声冷彩云空，十载扬州梦，一点红香锦衚衕。”到《儿女英雄传》里还在用：“我也没那大工夫留这些闲心，横竖在前门西里一个衚衕儿里头。”黄先生笔下的朱雀城不是跟现代都市相对的浪漫淳朴的“边城”，而是承古融今的斯文之地。这个“斯文”既能通古，也能接今，有点像保守主义保守又改良的架势，是“衕”——《说文》里解释“通街也”。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“一简”“二简”，我小时候是学过的，因为后来废除了，后来几乎再没见过，更不用说使用了，偶尔在黄先生的手稿上看到几个“一简”“二简”的字真是分外亲切。如果有“唯二”的话，大概是在编贾平凹先生的手稿时看到过这种“一简”“二简”的字。以贾先生的年岁，这种字的出现比较“适龄”，倒没有留下特别印象，而出现在黄先生的手稿上，有点类似在二十年代的朱雀城里看到了七十年代的招牌，这种穿越，就是仇家相见也有点老乡感了，其中还有点魔幻的味道。有些时段的状态，真要精准地表现，局部地使用这些字其实更贴切，就像有些地方的事物或关系只能用方言传其神一样。这是文字本身的社会性，任何主义任何规范到不了的“境界”。所以黄先生要再现他的“社会”，在《无愁河》里大量使用了方言，方言很多时有音无字，只能找同音字加引号表达。比如“帕犭+面”（打不出这个字）代表“果子狸”，比如“夏”，指代“竹背篓”，比如“又还有个上海客，是个有匡的”，这个“有匡”是指“有钱”。还有“满”是“叔叔”的意思，等等。我不是朱雀城人，没有第一时间的那种亲切的“感同身受”，但是浸淫久了，这些方言能更直接地进入小说中朱雀城的世界里。如果是湘西的读者，肯定会在第一时间里感到亲切吧，就像我读《金瓶梅》，里面出现家乡的方言时，会产生非同寻常的真实感。方言里的词语可以找到对应的普通话里的词语，但是只是大致的对应，里面的韵味却不是完全对应的。比如“朱雀有几个著名的‘朝’神”，这里的“朝”是指人精神不正常，但是如果说“朱雀有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”则完全不能表达黄先生要表达的意思。朱雀城里的那几个“朝神”，也就是几个精神不正常的人，如果放到“文明”社会里基本上是要打入另册的，但是在序子儿时的眼睛里，他们不是“朝”而是有点“神”，羝怀子，小孩子逗他唱戏，他唱完会说：“不晓得怎么搞，今天的嗓子硬是特别之清亮……”罗师爷，顽童纠缠他，他会说：“莫闹！你闹，我只要稍微一抬手，你就会摔几丈远，不得开交。”还有个唐二相，是朱雀城打更的人，似“朝”非“朝”，遇到真情的人，他喜欢，他信服，会捏着你手杆问：“喂，昨夜间，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？妙透了是不是？”这些都是序子陌生的“朝神”，序子有一个亲二舅，自小害过一种病，四十多岁的人还是十一二岁的心态，熟读诗书，不能解其味，但是经常在日常生活中“引经据典”，他挨母亲的打，会说：“伯俞泣杖还不到时候，家婆手底还重得很。”跟几岁大的序子一见如故。“我也疼狗狗（序子），我把狗狗当儿。”他还补充道，“不是真的当儿，我心里把他当儿。”序子家变，先躲到深山里，后再次来到外婆家，外婆说：“他想狗狗得很……他盼狗狗多年，讲他发梦忡都叫狗狗……”二舅自己则说：“是是是，我填了一阙《临江仙》，题为‘雪湿梦’，我要和狗狗论一论。”黄先生笔下这种形象的人，用“不正常”或者“神经病”或者其他词来形容都是不能道出其中的意蕴的，这个“朝”字在某种意义上勾连着整个朱雀城的人文意蕴。这些“朝神”的意蕴跟文光小学的先生们的意蕴，跟义字当先的王伯、隆庆的意蕴，跟老师长、爷爷、音乐家父亲、黑帮当家的意蕴是牵扯在一起的，有庄子《齐物论》的痕迹，它不一定是思想的结果，而可能是生活自然而然的“智慧”，因为日常生活里，童心是持久的结构性的一种力量，有“非理性”的一面——自然地亲近“朝”。福柯说“疯癫与终极性的联系一旦消失，也就同时意味着它的独立性的消失：疯癫不再是揭示理性所无法达到领域的力量了，而逐渐成为理性的仪仗和随从。”什么是“理性所无法达到的领域”？比如超功利的境界。“昨夜间，我那个三更转四更的点子密不密？妙透了是不是？”这是一个典型的“无用之用”。黄先生笔下所有他喜欢的人物，不管是老学究，还是留学士，抑或乡间野人，都有一点“朝”的精神。黄先生自己说，想在死前就开追悼会，找个躺椅躺在中间，“趁自己没死，听听大家怎么夸我。”而《无愁河》里确实描写了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追悼会：“死者”是刘三老，“留学东洋和西洋，周游列国。曾与章炳麟、蔡锷等人交游”。他躺在灵床（一条长凳）上，一帮好友奏哀乐，致悼词，各种追思。别人说得不对的地方，他忍不住从灵床上坐起来纠正……应该是“‘朝’之至”了。

从2009年开始连载，到2020年结束，每年六期，那么就是刊发了七十二期，编辑下来自然有很多感受，但有一个感受贯穿始终，就是每期两万左右的文字里，总埋伏着一个精彩的点，有时候是一个人物，有时候是一个场景，有时候是一件轶事——它连载的不是前面故事的“下回分说”，而是正在展开的生活会带来什么“迷人”的东西——就不例举了。但编校下来，我还是最钟意《朱雀城》。朱雀也近乎边城了，但是《无愁河》里的这个边城，不是跟人性迷失的都市概念相对立的概念，而是人性的集合处。得益于作者特殊的身份，《无愁河》几乎再造或者说再现了这个城，也可能不是无意的，黄先生在小说里几次提到詹姆斯·乔伊斯的《尤利西斯》，他写朱雀城的街道、店铺、学校、寺庙、公馆……以及各种风土人情都是不吝笔墨，有点像乔伊斯写都柏林的架势，当然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写人。而写朱雀城里的人，黄先生先天条件真好。他们家算朱雀城里的书香门第，家门楣上书有“拔贡”二字，用序子的父亲的话说是耕“砚田”的。民国了，不再设私塾什么的，序子的父母摇身变成了小学校长，自然广有人脉了。另外，父系母系都是大家族，单是姻亲这层关系，几乎就将朱雀城的各类人马一网打尽了，上至达官贵人（最达的是熊希龄，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，其次湘西王陈渠珍），下至贩夫走卒，都有“自己人”，作者只写“熟悉的生活”就将全城的人写到了。黄先生写人不是本着某种主义去写，而似乎是本着情谊去写各种主义，国民党的、共产党的，地方军阀的，黑道的、白道的、中间道的，经济的、人文的，汉族的、少数民族的，男性的、女性的，理性的、非理性的……都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很社会，很共和，而写人最丰饶最蕴籍的是写人的人情世故，善的、恶的，温馨的、冷酷的，正的、邪的，都不极端，极难的地方也留有转圜余地，即便是像序子的父母作为共产党员被追杀这样的事情，也有消息泄露，有机会逃逸，而序子还有更好的机会被带到深山里藏匿，过了一段桃花源的生活。而这个小小共和国的“道统”，或者说人情世故再往上一点的境界就是“朝”，就是“无用之用”的逍遥精神。

说是“无愁河”，也恰是要说愁事多，是说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。还是幼儿的时候，序子的父母双方逃亡，生死未卜……生活正常了，爷爷过世，家境衰落，然后父亲又失业，湘西王被调走，朱雀城百业凋敝，不得已父亲到外地谋生，序子自己小小年纪也开始背井离乡，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经常身无分文，靠各种侥幸混一口饱食，有一次理发，一颗炸弹就在身边爆炸，理发师死了，他无恙……换一个角度写可能就是“茫茫黑夜漫游”，但是凭着一点“无用之用”的斯文，愣是将“茫茫黑夜漫游”写成了“无愁河的浪荡”，在局促中转身，在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。

但是有一个地方，有一段经历，序子却永远没有“转过身来”，那就是“幼麟心血来潮，居然把序子送到左唯一那座实验小学做四年级学生”。作者写道：“序子以后的一生变化、幻遇、魔劫都得益于这次冶炼。‘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伏’，这十字真言对于序子的未来，是再准确没有的了。”在作者看来，这次经历“是实验的地狱，是刀山、油锅、望乡台。”两百多万字编校下来，其间序子经历各种困顿，黄先生从没有下过这么重的“断语”，这只是四年级小学生的一种经历，而耄耋之年回忆起尤不能释怀，虽然用了“得益”两个字，但两百万字读下来，这个“转身”转得好像有点硬，体会不到黄先生的洒脱，序子得到的益处似乎没有在以后的磨难中用上过。序子的生活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，但终究是流逝了，只是这一愁，却如岩石一样一直艮在那里，消化不了。

关于实验小学，黄先生好像写得语焉不详，不乏矛盾之处。比如这个学校其实很简陋，校舍设在一个并不为人待见的傅公祠里面，学校教职工只有两个人，一个领导（没有成文批他为校长），一个员工。上下课的铃铛都是这两个人轮流摇，高年级的各种课，公民、书法、国语、自然、历史、算数等等都是领导一个人上，员工管低班。因为领导不擅长音乐美术，所以这个实验小学的音乐和美术课就不发达。学校里经费也不多，以至于领导自己写大字卖给学生临摹（属于作业）筹集经费。但是，“有头脑或自以为有头脑的朱雀城乡亲父老，都兴高采烈地把亲生骨肉奉献到傅公祠实验小学”，饶是序子的父亲本人贵为小学校长，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里来，简单讽刺他们“自以为有头脑”肯定是不恰当的。

这个学校的特点，在序子看来，最突出的就是体罚——打板子，不管犯什么错，首先就是板子伺候。而犯什么错，也没有章法：“你们进实验小学，开门见山头堂课脑壳里头就要预备一个道理：‘一点不要想讲道理。’对错都由不得你。”关键是领导自己都不知道哪是道理哪不是道理，如果被打的人不服，就加打板子。然后是惩罚性大体量作业，比如每天交一张五百字的小楷和一张三十个字的大楷。有一个学生为了省事，小楷写的是“一、二、之、小……”这虽然有偷懒之嫌，但是并不违规，在另一处文光小学里面的先生看来，肯定是一桩趣事，实验小学却要打板子。这个同学重新写了“科、长、员、八、神、鸡”等，不行，领导亲自布置了字，这些字是：鸕、鸚、鹮、鸝、鸞……还有一个特点是我总结的，大概就是主张正能量。序子写了一篇作文，很纪实地写了自己大屋着火的事情，然后写到朱雀城木头房子多，经常发生火灾，还有孩子烧成焦炭，自己想不出救治的办法，哀叹了三声。在领导看来，“张序子的心跟别个人的心不同，别个人写朱雀城家山如何之秀丽、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景色之变化，城里城外老百姓过日子如何之太平融洽，父母兄弟在家如何之快乐温暖。他不写，他都看不见，他就喜欢写烧屋。自家的屋烧掉不算，还希望全城所有的房屋都火烧连营……这种人，绝对是一个不忠、不孝、不仁、不义之人……”因此要打序子板子，引得序子英雄气起，狠狠地咬了领导一口，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灰溜溜的逃学生涯。

为什么朱雀城有头脑的父老乡亲要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？

序子的父亲是这样想的：实验小学在教学中将采取“辩证唯物主义”和“阶级”学说。

戴国祥做旅长的父亲是这样想的：“打得好，打得好，这小狗日的总要有个人怕才行……严师出高徒嘛！放心打！”

湘西王陈渠珍是怎么想的，小说里没有直说，只是序子父亲的一个朋友说：“让玉公失望，虚有共产党之表。”

黄先生开脱说，这个领导背叛了共产党，投降国民党也不招人喜欢，他是两头招恨，也恨两头，所以“就拿伢崽们发气糟蹋，这要不得得很，不是办教育的样子”——归结为他个人的恶，只是恶到序子想“不晓得十殿阎王要不要他……让他上刀山，下油锅”，又担心阎王也怕他，“万一他一脚把阎王爷踢下宝座，自己当上阎王爷那如何得了？”

也许是个人的恶，也许不是，反正黄先生给这个实验小学的领导取名叫“左唯一”。